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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识凯恩斯:经济下行应该调结构——专访中国

2019-06-22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

  经济下行得调整结构。美国次贷危机时,结构调整后危机一年就过去了。实际上,雷曼兄弟一破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,“鸵鸟政策”只会让脓包越长越大。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,韩国经济硬着陆,大宇集团都淘汰了,然后竞争新产生了三星和现代。

  其实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,不是经济危机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,而是快速的经济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,危机就是强制性地挤出泡沫,强制性地淘汰落后。危机导致GDP下滑几个点不算什么,和货币撑起来的并非真实发展的数据相比,其实质上要好得多。

  我们应当回归一种自然而然的发展,不要拔苗助长的发展。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,新常态就是中高速的增长,也就是说,不要以往那么快的经济增长了,太快会有很多的不协调。例如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,经济增长与社会环境不协调,还有社会分配方面的不协调等等。

  经济观察报:很多人认为,“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时应该通过扩大公共投入,这样能够缓解周期所带来的冲击,同时活跃市场活力,并实现就业稳定”,这样的理论来源于凯恩斯,凯恩斯主义是如何兴起的?现在看,凯恩斯的主张有哪些利弊?

  李义平:不少西方国家政府遇到经济危机就下意识地拿起凯恩斯这个武器,一旦碰到经济危机,就上项目、搞刺激。凯恩斯主要推动的还是财政政策,不是金融政策,后来有些国家演变为更多的金融政策放水,导致的后果是通货膨胀。

  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的干预。经济下滑期间更容易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影响。美国、英国也都有政府干预。政府干预的好,可以体现为政府和市场的一个很好结合,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。

  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中,还有一个地方政府。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有待讨论,但有一点是要改变地方政府的功能,不要进行GDP的统计。GDP是一个数量指标不是一个质量指标,和现在的“经济增长以高质量为特征”不协调。地方政府应该一心一意地去提供公品,把地方的环境搞好,包括自然的环境,人文的环境,社会的环境,从而让企业、老百姓去发展经济,政府回归自身主要的功能。

  李义平:凯恩斯主义的其中一个前提是市场机制本身是健全的,认为经济危机本身是人们的购买力不足,有效需求不足,和社会制度、经济制度没有关系。在这么一种情况下,如果让市场去恢复的话,需要的时间长。

  凯恩斯有句名言,“长期地看,我们都死了”,所以需要政府出手干预。他主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带动经济,不追求财政的预算平衡。他希望靠政府的投资带动民间更多的投资。它是一种手段,通过政府投资的项目带动社会投资增长,进而产生更多的就业岗位。

  然而,后来出现了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。如果没有创新,多发货币短期内只能推高物价。再稍微长期来看,只能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。因为没有创新,货币印发下去,只能生产原来的东西。所以就出现了滞涨,因为货币发的多了,自然而然会产生泡沫。但是凯恩斯主张的是财政政策,并非主张货币政策。

  经济观察报:凯恩斯的主张中,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再到通胀,它之间是必然的传导关系吗?从财政方面讲,凯恩斯主义在各国之间的体现是否有不同?

  李义平:它必然是一种传导关系,凯恩斯主义是打阻击战,不让经济下滑那么快。但是后来各国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还各不一样,有的做法是货币政策,单纯地放水,就是印钞票。印钞票又不能到实体经济这来,就在金融领域转来转去、在虚拟资本里边转来转去,一统计,数据增加了,但实际上经济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,增加的是虚假的发展。

  李义平:要说凯恩斯主义过时了,好像也不合适。它还可以关键时候救下急,但是你不能依赖它。救急可以用一下,然后起死回生,基本上救活后,还得按照市场规则发展。

  我们应当把经济发展的功力下在健全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上,而不是下在宏观经济政策上。最好的经济运行是最没有宏观调控的经济运行,而是自然而然的发展,宏观调控的频繁会使经济的秩序紊乱。

  凯恩斯主义是第二层次的。第一层次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完善,靠市场体制机制自身的力量,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外力。就像医生看病靠病人的机体本身自我恢复,凯恩斯主义只是辅助的。

  李义平:减税。减税是供给学派的政策,通过减税就是让企业发挥活力,让企业研发,把市场需求的东西生产出来;让老百姓有钱去消费,经济在微观层面充满活力。实际上,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微观层面的。

  大减税是让市场去选择,大基建是让政府去选择。根本的做法是将市场经济制度真正建立起来,让微观主体成为一个健全的微观主体。市场经济条件下,应该让微观主体成为自然而然的微观主体,天然地有这样的权力。目前的主旋律应该是真增长,高质量的增长,不要伪增长,不应该只看GDP的增长。要顺其自然,要遵循经济规律。

  供给学派解决的是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。中国也是深层次的经济结构的问题,它可以表现为几个层面,一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;二是实体经济中传统的产能严重过剩,三是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。中国目前主要不是总量问题,而是结构问题,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非常正确的。供给学派的政策让企业发力,解决深层次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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